从张家务村回来，阿云感觉问题的严重，需要迅速对每个组的情况进行了解，并掌控。
晚上，阿云去了在仁义村的北乡组。
阿云是约冯元一起去的，但到了门口冯元说有事，并没有进去。
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院。三间大房，东西套间里分别住着男女工人。搭的地铺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紧紧的挤着。
阿云进去，并没有其它小组见到老乡的感觉，直接无视了阿云。
阿云挤进去，询问干活的情况，几乎没有反映。一个个懒洋洋的，没有呼应。问栽了多少亩红薯？大家竞相摇头，都说不知道。问一共栽了几块？竟也说不知道。
阿云非常愤怒，但强压住自己的心情。出了院子，联系地主，竟打不通电话。
阿云回到集结地，和冯元谈这里的情况，要求弄明白这个组到底栽了多少面积的红薯，冯元竟顾左右而言他。
“看来，仁义村这个组的人是和地主联合起来，要撇开我们。”阿云分析后，和贺水说。
“妈的，他敢？！”贺水很是恼怒。
“我感觉，她们真的敢。”
“是谁把他们拉来的，是谁给她们付的路费？”贺水很生气。
“她们才不考虑呢。如果他们考虑，事情就不可能发展到这一步。”
“你好好想想，地主怕我们撤走了工人，又不想多出工钱，就私下向工人承诺，将应该给我们的费用许诺给了工人。而工人呢，能够多得工资，感觉地老板的好，感觉是我们在榨取他们的血汗钱，当然要和我们对着干。”
“你再想想，我问她们面积，她们不知道，可以理解。可我问她们栽了几块地，她们也说不知道，可以理解吗？”阿云接着说。
“另外，冯元和这个女地老板看来关系不正常。”贺水说。
“我也感觉到了。”阿云说。
“那现在咋办？”
“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抓紧时间，找各个地老板收钱，收到手的越多，就越有发言权。能收到多少是多少，最起码要把我们的路费钱收回来。”
“好，明天开始，咱两个分开去和地主联系。”
“记住，这个冯元是靠不住的。”
经过两天的联系，只有两个组的情况较好。而山南组和山北组都和地老板拧在了一起。
阿云和贺水商量，决定快刀斩乱麻。鉴于红薯的插秧旺季即将结束，通过阿云和贺水结账的，给安排返回的车辆，按预先的规定发放工资。而对拒不合作，吃里扒外的两个小队，放手自生自灭，第一批的栽薯费用，不再发给，用以抵扣来时路费。
第二天，结算了账目，发了工资后，阿云和贺水带着两个小组离开了。
据说那两个小组，最后也被地老板骗了，没有拿到地老板许诺他们的利益。
虽然这些吃里扒外的，奈何不了地老板，但对阿云贺水却毫不客气，先后到贺水家闹了几次。贺水让他们通过司法渠道处理，他们不愿意，回头逼着中介问贺水要钱。南山的没有办法，后来知道阿云是教育工作人员，就到教育部门去缠讼，阳县教育局为了防止受到影响，让纪检部门逼着阿云出了八千元算了事。
这趟生意，没有挣到钱，耽误了一个多月时间，赔了加上被坑，损失了三万多元。
贺水很伤心，决定不再做劳务，宣布从此退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