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终还是去了巴黎。
当飞机穿过云层，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时，我深吸了一口带着淡淡香水味的空气，仿佛要将过去的一切都留在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之下。
我卖掉了年灿拍下的那些画中的一幅——那幅我十六岁时画的海。
画面上，深蓝的海水与浅蓝的天空交融，海浪轻轻拍打着礁石，带着一种稚嫩却真挚的情感。
买家是一个法国的收藏家，他出的价钱，足够我在巴黎的玛黑区租下一间小小的顶层画室，再生活好几年。我没有再见年灿。
我们的告别，在那一夜，已经完成。
那些未说出口的话语，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，都随着那扇门的关闭，被永远锁在了过去。
我走的时候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只是拖着来时那个破旧的行李箱，独自去了机场。
行李箱的轮子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像是我与过去告别的脚步声。
在巴黎，我重新做回了那个街头艺术家曾黎。
我穿梭在塞纳河畔，在蒙马特高地，在那些古老而斑驳的墙壁上，留下我的色彩。
我不再画那些充满了痛苦和挣扎的画，我开始画阳光，画鸽子，画亲吻的情侣，画塞纳河上金色的波光。
我的画，开始变得明亮而温暖，仿佛每一笔都带着对生活的重新热爱。
我很快在巴黎的艺术圈里闯出了一点小小的名气。
有人说，我的画里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生命力。那是一种经历过黑暗，却依然选择相信光明的力量。我时常会收到一些从京市寄来的、没有署名的信件。
信封很昂贵，邮票也总是贴得一丝不苟。
但里面，从来没有只言片语。只有一片被精心压平的、来自不同季节的干花。
有春天的樱花，夏天的玫瑰，秋天的银杏叶，冬天的腊梅。
我知道，那是他寄来的。他依然看不见这些花的颜色。他只是想用这种最沉默、最笨拙的方式，告诉我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我曾经盛开过。
也想知道，我在世界的另一端，是否安好。
我从不回信。
因为我知道，我们之间，已经无话可说了。
所有的爱、恨、纠缠、折磨，都已在那一夜，画上了句号。
我们彼此救赎，也彼此成全了对方的完整。只是，再也不见。
后来，我在巴黎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庆功宴上，一个评论家举着香槟，走到我最成功的那幅作品前。
那幅画叫《光》。
画面上，是巴黎圣母院的玫瑰花窗，阳光透过彩色玻璃，投射出绚烂的光束，仿佛将整个教堂都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之中。
评论家赞叹道：“曾小姐，您对色彩的运用真是出神入化，这束光，仿佛拥有了生命。只是……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，为什么在光束最核心的位置，您留下了一块……灰色的空洞呢？”
我端着酒杯，看着那幅画。
在所有绚烂色彩的交汇处，在整幅画最明亮、最核心的心脏位置，我用尽了所有的颜料，却始终调不出那里的颜色。
于是，我只能将它留白。那不是留白，那也不是空洞。
那是年灿的颜色。
是我走遍了全世界，看过了所有的风景，却再也无法从我的世界里抹去，也再也无法被任何色彩填满的，永恒的灰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