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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那天，我和爸爸一左一右扶着她。
她伤口还没好全，脸色苍白，但坚持自己走。
舅舅被法警带上来，穿着囚服，头发剃短了，缩着肩膀。
他看到我们时，眼神躲闪。
当法官询问受害者意见时，妈妈颤巍巍地站起来。
她的手紧紧攥着桌沿，她没看舅舅，直视着法官：
“法官，我周秀敏，作为姐姐，也作为他持刀伤人案的受害者，今天在这里明确表态：绝不谅解，请求法律从严判处。”
她顿了顿，深吸一口气，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终于转头，看向了被告席上那个她维护了半辈子的人。
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怯懦、讨好，只有决绝：
“周勇军，你不配当我的弟弟。我的人生，我女儿受的威胁，今天，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。”
舅舅彻底慌了，他猛地往前扑，又被法警按住。
“姐！姐我错了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！你饶我这一次！我不能坐牢啊姐！我给你磕头！我给你认罪！”
他语无伦次，涕泪横流，是真的怕了，怂了，再没了往日的嚣张。
妈妈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脸上除了愤怒，还有悲哀和厌恶。
“饶你？谁饶过我的十八岁？谁饶过我女儿挨的那三巴掌？谁又饶过她差点被你买凶捅死？”
法官敲响了法槌。
最终，数罪并罚，舅舅被判了七年。
法警将他带离时，他还在嘶哑地喊着什么，但已经没人再听了。
走出法院，阳光刺眼。
妈妈闭上眼，长长地、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，仿佛要把积压了半生的污浊都吐干净。
拆迁款很快到了。
数额巨大，足以改变很多事。
我没犹豫，拿出一千万，成立了一个以妈妈名字命名的“秀敏女性教育与发展基金会”。
第一笔资助，定向用于帮助那些因家庭偏见而失学的女孩。
妈妈知道后，沉默了很久。
几个月后，她报名了成人自考，日子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又是一年春节。
我们没有去任何亲戚家拜年。
我们三个，拖着行李箱，在机场候机。
目的地是南方一个温暖的海岛。
安检口，妈妈回头望了望机场外辽阔的天空，忽然轻声说：“真好。”
我问：“什么真好？”
妈妈笑了笑，眼角有细细的纹路，但笑容轻松：
“不用再去你舅舅家拜年了。以后每年，我们都出来看看。”
她挽住爸爸的胳膊，又朝我伸出手，我紧紧握住。
飞机冲上云霄。窗外，是绵延无尽的云海和湛蓝的天。
旧的年关与屈辱，都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
新的日子，就像这前方的航程，广阔而明亮。